在《中庸》看来，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，而明善、诚身是这个链条的基础。

所以真正中国统一后当了总统的，只有蒋介石，真正行宪只有两年。为什么？因为宋明理学到了最后空谈性理，不能应对满清铁骑的入侵，所以王船山就全面反思中国的文化，更关键是王船山经世致用的思想启发了后面的曾国藩这一批人，逐步引入了西方的器物文明、工商业文明、制度文明，把中国带入了近代化、现代化。

譬如您在中南大学演讲时，也说到台湾的很多政治文化人物如马英九、宋楚瑜、刘兆玄、龙应台等等，都是我们湖南人的后裔，可看作湘水余波吧。因为中国的古典文化应该说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，在这种文明之上延伸出了相应的文化形态，比如道法自然、天人合一、敬天爱人、众生平等。西方的选举虽然是普选，但是投票率也很低，有很多人不愿意参与的嘛。因为聊民主社会这个词就跟西方连在一块。所以，中国虽然没有选举民主，但有科举民主——一套公正的选拔人才的制度。

杜钢建老师概括为上古湖湘文化是修道文化、修炼文化。一党制也和大陆很不同，毕竟新加坡的人民党还是要用西方的方式来选举，但大陆不是用西方的方式来选举。杜钢建老师概括为上古湖湘文化是修道文化、修炼文化。

因为台湾只有2300万人口，只有3.6万平方千米。为什么？因为宋明理学到了最后空谈性理，不能应对满清铁骑的入侵，所以王船山就全面反思中国的文化，更关键是王船山经世致用的思想启发了后面的曾国藩这一批人，逐步引入了西方的器物文明、工商业文明、制度文明，把中国带入了近代化、现代化。硬要说一个台湾新儒家、大陆新儒家，可以这样方便地说。从古籍里面看，尧舜禹他们这些人也是兢兢业业，战战兢兢的，的确是为老百姓服务的，不能体现自己的私心呢。

举个例子，比如国学班在台湾办不起来的，因为社会不需要，而在大陆却办得起来，而且变成一种风气。所以儒家的脉络就是先秦儒家、宋明新儒家、当代新儒家。

对社会的影响力很有限。枕戈：关于大陆新儒家的问题，某些自由人士忧心独尊儒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，这涉及到文化包容性的问题。林安梧：当时我的感觉是，李明辉根本不能代表台湾新儒家，他的一句话引起了大陆新儒家的强烈愤慨，蒋庆、陈明他们其实上了李明辉的当。一般来讲，我现在记起来，我在二三十年前讲中国当代哲学，基本上是回溯到那个年代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势必要讲到。

而林先生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明代大儒王船山的学术思想，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民国大儒熊十力，他与湖湘（湘楚）人文精神的联系，亦可谓深厚。实际上港台新儒家，只是在西方制度文明中保留一些儒家文化因素。三代人住一块，人伦的载体能够慢慢建立起来。而中国第一部宪典是《周礼》（又称《周官》），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，规定了国都之神圣、规范了地方制度，以及六官、阴阳等，影响千年。

相对来讲，儒家的研究学问的学者，通过研究儒家来立身，他们的个别人物影响到了民间，但不是那么显着、集中而清楚看到它的影响力。王船山影响到后来的曾国藩，而曾国藩虽然也读了很多王船山的书，但曾国藩的学问其实一般，并没有自己特别的理论创建。

一般我们是顺着张灏，张灏针对五四运动，在上个世纪很早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，是《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》。君者，能群者也，君也不是仅仅讲皇上的嘛，不是天子，君就是一个领导者。

现在底气足了，洋人都看中国人的脸色。儒学参与社会的各种运动，它可能渗透到各个地方去了，但没有形成一个明显的强有力的领导者，以及他领导下的团队力量。八、大同思想展望： 行大道、民为本、利天下    枕戈：结合大同思想网，我特别关注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讲话，习近平的讲话里频繁讲到大同二字。至于是不是一定要衍圣公，我不反对，但我觉得衍圣公最好要做出一些事来，或者说政府在这方面设计出一定的功能方面。我的想法是它们本来就都是儒家。第三种可能，当然说不定中国未来也会搞两党制。

当然我这个理解跟在大陆的状况不太一样。这样的文章都没有封杀，应是得到了习近平这个班子的默认。

西方更加强调程序合法性，就像它的法律辩论，没有程序是无法进行辩论的。2014年12月我们举办湖湘新儒家第一场讲座，杜钢建老师又发表一个观点：中华法治文明的源头在湖南。

合不合法，关键是程序是否合法。从曾国藩开始，中国的确是面对一个全新的文明，还不仅仅是佛教文化，佛教文化其实早就融入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了。

这与西方过于追求所谓的权力的来源有巨大差别。但对于港台新儒家而言，这个问题就没那么急迫。这个问题，其实以前在中国大陆已经选了嘛，1946年开了制宪国民大会，1948年开了行宪国民大会，选了蒋介石当总统。也许这叫新的六经注我，打通了古今中西。

一个天下打下来要如何治，它当然有一套根本大法。在道统、政统、学统之外，我主张应强调社统。

他举了个很有趣的例子，你说世界最早的成文宪法是1789年的美国宪法，日本人绝不认同，他会认为世界最早的宪法诞生在日本，因为在唐朝时日本人就制定了一部宪法叫《宪法二十一条》，而里面的很多宪法思想来自于中国的儒家和佛家思想。至于政治怎么样，这部分也应该去思考，但是不必太急。

所以我觉得在大陆的复兴过程中，大陆的所谓新儒家们，思考问题的向度就会跟台湾不一样，也不会跟香港一样。   枕戈：所以，我觉得新儒家有必要回到尧舜禹这个传统。

这两个理念合在一起，是比较符合儒家宪政的理念。我偶尔写写诗，但我不是诗人。  老者安之、朋友信之、少者怀之，这是孔老夫子提的，这是最好的，也是《礼运·大同篇》的思想，也是《论语》的总体想法。有的人说现在共产党的方式是新禅让。

权力的最根源的合法性其实是打下来的，共产党的江山是打下来的，除非干得一塌糊涂才可能崩溃。像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，兴起了洋务运动，引进西方的东西，虽然他的思考基本上还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思考方式，但是他显然已经在努力地接受西方的东西。

把儒家文化和依宪治国这两个理念很好地融合，在我看来已经有儒家宪政的雏形了。如果用西方的方式来选举，以目前大陆这个状况，我想一选就乱了，肯定乱。

中国古代是君主制，但强调民本，民为贵，君为轻，社稷次之，这就很清楚了。大陆新儒家当然这个时候也要反思这个问题，所以儒教宪政或者儒家宪政自然而然就会提到台面上来，而且一方面是大陆新儒家重视这个问题，另一方面也会因为这样而被整个学术界重视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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